太宗赵光义

起就只认刘娥为母亲。

    李侍女是杭州人，出身卑微，生性寡言沉静，入宫后便做了刘娥宫中的侍儿，偶尔也为真宗侍寝。大中祥符元年的一天，李侍女做了一个怪梦，梦中有一个赤脚羽衣的仙人从天而降，还说是来给她做儿子的。醒后她将这个梦说了出来，顿时使真宗和刘娥都喜上眉梢。

    真宗之喜自不必说，刘娥之喜更有缘由：真宗多年来对她始终一往情深，郭氏去世后，真宗一直想要将刘娥册为皇后，可是刘娥出身卑微又没有子女，士大夫们都坚决反对，要求真宗册立14岁的沈氏为皇后。沈氏是大中祥符元年才入宫的，虽然年幼却出身高贵，是宰相沈伦的孙女。

    进谏的群臣可算是弄不明白行情。当年赵恒做为小皇子，迫于皇帝老爹的压力，尚且要打些埋伏，如今他已经身为皇帝，怎么还受得了这起大臣们又拿“出身论”来难为自己。大臣们越是叨叨，他越是下定决心非要册立刘娥为皇后不可。然而真宗也知道，刘娥这时已经年过四十，几乎是没有了生育的指望，既无子又无背景，要立皇后谈何容易，于是他干脆让皇后之位空缺，闭口不谈立后之事。——如今刘娥的贴身侍女居然做了一个大吉大利的孕儿之梦，真是瞌睡碰到了枕头，“借腹生子”的妙计立刻就跳了出来。

    此后不久，李侍女果然怀上了身孕。真宗闻讯大喜，闲暇游赏之时总不忘将李氏也带在身边。有一天，李氏在随真宗登台远眺的时候，头上的一枝玉钗却不慎掉下高台。李氏心中不喜，真宗却在心中暗卜：若是玉钗坠地仍然完好的话，则胎儿当为男孩。待侍从将钗呈上一看，果然没有任何损伤，真宗不禁心花怒放。

    大中祥符二年（1010年）四月十四日，李氏果然生下了一个男孩。孩子一堕地，李氏做为母亲的权利和义务也宣告终了——真宗早已向世人宣布刘娥有孕，并且早在孩子出生前三个月便晋封刘娥为“修仪”了（杨氏晋封为婕妤）。现在这个男孩也就顺理成章地归到了刘修仪的名下。不过刘娥也并没有亲自抚养这个儿子，而是将赵祯交给了杨婕妤照料。这位杨婕妤，是刘娥的成都同乡，比真宗和刘娥小16岁。她生性机敏通达，与刘娥亲如姊妹。真宗爱的既是刘娥，自然也对这位顺从刘娥的妃子好感倍增，因此凡逢晋封刘娥，也就都少不了杨氏的一份。这夫妻三人之间，可谓毫无芥蒂，相互间都十分信任。年过四十的刘娥在养育孩子方面，精力自然不如二十出头的杨氏，因此她毫无顾虑地将孩子交到了杨氏的怀中，让这位比自己年青的妹妹代行哺育之职。在这样的安排下，乳名受益的赵桢成了真宗与刘娥、杨氏的儿子，真正亲生孩儿的李氏在整件事里只扮演了一个“代孕”的角色。她只得到了一个“崇阳县君”的封号。不过对比起历史上其它的类似事例，真宗和刘娥表现得要有人情味得多。或许出于愧疚，真宗此后仍然频频召见李氏，而刘娥也默许了真宗的举动。不久，李氏又生下了一个女儿，晋封才人，正式进入妃嫔行列。然而不幸的是，这个小公主象她的五位异母哥哥一样，很早就夭折了。李氏做母亲的愿望又一次遭到了打击。

    女儿的夭折，使李氏再一次自认“命薄”，没有做“皇子母”“公主母”的福份，她选择了沉默。终其一生，她都没有对自己不能与亲生儿子相认的事情表示丝毫的不满，没有做过或者试图做过任何想让赵桢知道真相的举动——也许是出于对真宗和刘娥地位权力的畏惧，但也有可能是害怕自己的无福会影响孩子的福份。对于一个活在“天命祥瑞”之下，没有什么学识的女人，只怕后者起的作用更大。儿女频频夭折，对做父亲的真宗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和众多妃嫔们，似乎都没有为人父母的“好命”，因此当后宫随后又为他生下一个公主之后，他立即将这最后一个孩子舍入道观，出家为女道士——这位公主果然顺利地长大成人，似乎再一次证明了后宫无福为母的说法。于是终真宗和刘娥的一生，这位小皇女都没有被晋封为公主，直到赵桢即位为帝，她才受封为“卫国长公主”，号清虚灵照大师。归养刘娥的赵桢，便在这样的情形下，成了真宗唯一的孩子。

    赵祯既然归到了刘娥的名下，真宗便开始计划册立刘娥为皇后了。更何况刘娥通晓书史，对朝中政事了如指掌，已经成了真宗真正的内助。不过，大宋王朝的士大夫与其它朝代可不一样，极敢在皇帝面前甩派头、管皇家的闲事。对于后宫的隐私他们虽然不敢明说，可也心里有数得很——尤其是高品的官员，几乎都对刘德妃“生”太子的真相了如指掌。因此真宗不得不想着法儿迁就他们。在赵桢出生后的几年间，真宗凡欲“立之”，刘娥便定要“固辞”，以此平息士大夫们的汹汹议论。

    这拉锯战打久了，真宗终于还是忍不住了，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一月，真宗晋封刘娥为“德妃”，开始为她立后做最后的准备。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宰相王旦忽然宣布他“病”了，拒不上朝。刘娥对士大夫首领的这一行动的含义自然是非常了解，只得再一次向真宗“固辞”，表示自己甘愿不做这个皇后。

    真宗却不想再拖了，为了不招惹老宰相和他背后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决定先给宗室及内外官员们先升官赐赏——王旦加侍郎兼清昭应宫使，向敏中加中书侍郎，楚王加太师，相王加太傅，舒王加太保……即使如此，真宗仍然不免心虚，于是册后礼仪一应从简。既不让地方官进贺，也不搞封后仪式，封后诏书也回避朝臣公议，只下令将封后诏书传至中书省，自己家里宣布一下就完事。就这样，牛叉哄哄的士大夫们仍然不甘心，当真宗找翰林学士写封后诏书时，第一个选中的杨亿也给他来了个当面拒绝。真宗没办法，只得另请高明。一通忙乱之后，十二月丁亥，德妃刘娥终于成为大宋王朝的皇后——这时，她已经44岁了。

    成为皇后的刘娥，从此成为真宗赵恒名正言顺的内助。她才华超群，不但通晓古今书史，而且记忆力极佳，朝政事务和大臣们的彼此关系，她只要听一遍就能把来龙去脉和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在皇宫内务方面，她也努力做后宫表率，除了大型典礼之外，她的服饰简朴得与寻常宫嫔没有什么区别，处理宫中家务事也都遵照从前的定规而没有任何逾越，宫中都对她心悦诚服。做皇后做到这样的程度，那也就怪不得赵恒对刘娥越来越倚赖了。真宗每天退朝之后审阅奏章到深夜，都要刘娥陪在身边，时时询问刘娥的意见；而外出巡幸之时，也一定要与刘娥同行。经过了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已经由“少年夫妻”顺利地过度到了“老来伴”的时间段了。然而无论怎样，对于赵恒执意立刘娥为后、刘娥出身低贱之事，以宰相李迪和寇准为首的士大夫群仍然心有不甘。尤其对于刘娥参与政事，他们更是相当反感。刘娥自然也知道高处不胜寒，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她开始笼络自己的势力——这些人以钱惟演和丁谓为首：赵美娶了钱惟演之妹，而丁谓则是钱惟演的姻亲。两派势力势必要有一决高下的一天。

    天禧四年（1020年）二月，赵恒患病，难以支持日常政事，上呈到皇帝那里的政务实际上都由皇后刘娥处置，一时间丁谓一派势力大盛。同年六月，朝中发生了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事情的起于宰相寇准。寇准无疑算是中国比较廉洁而有才干的宰相，但是自当年被贬相复相以来，他对权力的欲望已经不可避免地大涨。这从天禧年间，他为求恢复宰相之位不惜制造“天书”、将扰乱民生的祥瑞再火上浇油一把就可以看得出来，复相后他也致力于培养自己亲信朋党。而常言道，恃才者多半傲物，寇准也不可避免有这个特点。其实朝中有些人，原本是愿意依附寇准的，但是寇准自视甚高，言行不检，经常毫不回避地显示出鄙视之意，这些没有必要的一时之快使他树敌甚多，其中便包括原本对他言听计从的丁谓，并使更多人无可选择地倒向了丁谓一方。此后寇准又因处治刘氏在四川的宗族而得罪了刘娥，更使得两者水火不容。寇准自然也知道，刘皇后成了事实上的掌政者，对于他这个宰相意味着什么。于是他更用心地笼络真宗身边的近侍宦官。

    真宗抱病日久，不免担心自己天年将尽，偶然也有过想让皇太子监国的想法，事实上两年前他健康之时，连立太子都是很不情愿的，唯恐一旦册立太子会形成“朝中二君”的形势。而这个偶然的想法他曾和自己的亲信太监周怀政商量过一次。

    而这个周怀政是属于“寇准派”的，而且立刻就跑去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寇准。寇准身为太子太傅，自然对这种前景心驰神往——太子才十岁，他能监国吗？实际上的监国者那不就是以寇准为首的士大夫了？不但可以彻底消灭丁谓一派，更能够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寇准决定兵行险着，决定打铁趁热，立即抓住一个机会向真宗提出让太子监国、并罢免丁谓的建议。而真宗表示同意。

    寇准回到家中，立刻找来当初拒绝草拟立后诏书的翰林学士杨亿，让他起草太子监国诏书，并承诺：一旦罢免丁谓成功，就让杨亿顶上丁谓的肥缺。

    杨亿这头关门拟诏，那头眼看成功在望的寇准心情大好，不免多喝了几杯，兴奋之下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计划泄漏了出来。而这番酒后的言语几乎是立刻就被丁谓知道了——明摆着是在大庭广众下说的，这样的大事在前，杨亿都知道关门谢客，他居然还忍不住酒瘾，没福啊没福。丁谓得知这样的消息，不啻晴天霹雳，立即开始了对寇准的抵毁，倒过来要求真宗对寇准撤职查办。而真宗病中记性奇差，更有可能他对周怀政所说的本来就是没成算的事，因此他这时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曾对寇准说过的话，立即同意了丁谓的主张。几杯老酒，断送了寇准的锦绣前程，他被罢相了。李迪成为新相。其实说起来，真宗当年的太子之位，还有寇准在太宗面前力保之功，他刚直不阿、嫉恶如仇、有胆有识，是第一等的人物，可是水至清则无鱼，他并没有宰相容人的气量，更过于豪侈狂放，这桩大事就这样砸在了他手上。

    再者，寇准与皇帝身边的太监结交得如此之深，又急于让太子监国，更是严重地触犯了真宗的“皇权”大忌，就算他出发点再高尚，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真宗是病得昏了头，寇准是喝酒昏了头，也是怪不得事情会急转直下了。周怀政眼见事情不妙，怕自己被追究，居然想出了一个胆大包天的主意：废皇后刘娥、奉真宗赵恒为太上皇，逼其禅位于太子赵桢，召寇准复相。

    然而周怀政找错了合作伙伴，反被平日的好友杨崇勋、杨怀吉向丁谓告发了。丁谓立即换上便衣乘着妇人的车辆连夜联络党羽，次日便禀报了真宗。同时，当初寇准与朱能伪造“天书”一事也被丁谓揭发。真宗勃然大怒，恨不能立即要了寇准的命，幸亏李迪从中周旋，最后仅将他贬为相州知州，不过丁谓又擅改旨意，一个月后寇准便成了道州司马。为官做宰之人，权力倾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谁是谁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够用夺取来的权力为百姓为国家效力。不幸的是，在这一场政治斗争中落败的寇准，更称得起忧国忧民，而取得胜利的丁谓，却是完全不可与寇准同日而语。而真宗到这个时候，也算是彻底地病糊涂了，已经到了言语错乱的程度。寇准远谪很久之后，他忽然对左右发问：“我很久没看见寇准了，他到哪儿去啦？”左右面面相觑，都不敢回答。而另一次的胡言乱语则把新相李迪给赔了进去。一天会见辅臣的时候，真宗忽然发怒，说：“皇后越来越不象话了，昨天把妃嫔都唤到她那里去，不让她们亲近我，把我一个人丢在寝宫里。”李迪作为首辅大臣，再加上从前就对刘娥没好感，此时便开口道：“既然皇后如此张狂，皇上就该以国法治她。”正在李迪就怎样处治刘娥一事向真宗进言到热火朝天的当儿，真宗忽然清醒过来了，坐在椅上越听越不对劲，出声道：“这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处治皇后？”众臣都不明所以，便将缘故复述了一遍。真宗大惑不解：“我真说过这样的话吗？没有的事！”李迪目瞪口呆自不必说，而从此刘娥更与这位宰相结下了深仇。李迪不久便罢相。此时真宗已病得很重，觉得有必要作出安排，便在承明殿召见群臣，宣布：此后由皇太子赵桢在资善堂听政，皇后贤明，从旁辅助。这其实是在名份和事实上，都认可了刘娥裁决天下事的权力。

    因此这个决定不能不引起朝中大臣们对太子前途的担忧，他们几乎都知道刘娥并非太子生母。更是对此心怀忐忑——何况生母又怎么样，为皇权杀亲子的生父生母的确不少 。

    副宰相王曾对此事更是忧心忡忡，于是他决定通过钱惟演向刘娥进言：“太子年幼，非皇后相助不能成长立足；而皇后如果不倚仗太子的名义，人心也不会归附。现在太子前途摇摆，权臣心怀鬼胎，皇后如果在此时对太子格外加恩，太子才得平安；只有太子平安了，皇后和刘氏一族才能有倚靠、才能平安。”刘娥采纳了王曾的劝告，她和杨淑妃一起克尽母职，对赵桢越发关怀备至，视若己出，即使是日常饮食也必定要亲自过问，母子之情溢于言表，使得某些想离间刘娥赵桢关系之人不敢妄想。

    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甲寅，54岁的赵恒病逝于延庆殿，遗诏曰：太子赵桢即位，皇后刘氏为皇太后，杨淑妃为皇太妃，军国重事“权取”皇太后处分。而小皇帝赵桢这时只有11岁，实际上就是由刘氏处理政务。这是大宋王朝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太后临朝，怎样安排便成了大臣们的当务之急。王曾建议仿东汉制度，太后坐左而幼帝坐右，五日一至承明殿垂帘听政。偏偏丁谓一心想要专权，因此他抢先一步，通过宦官雷允恭取得了刘娥的同意，颁布了一道懿旨：“每月初一、十五两日皇帝上朝；大事都由太后召集宰相们当面商议决策；日常军政则由雷允恭代为转奏太后，由太后处理。”王曾对这样的安排十分焦虑，可是也无可奈何。

    自此，所有的奏章在交给皇太后刘娥之前，都通过雷允恭先到丁谓这里打个转，他看着顺眼的内容才能呈到刘娥面前。面对同僚丁谓动辄便拿“太后”出来压制不同意见；而面对太后之时，他则拿“群臣公议”出来胁迫。自认已经是独揽朝政的丁谓逐渐得意忘形，先是一个劲地给自己加官晋爵，然后便想要借刘娥之手将自己的死仇李迪寇准等人置之死地——在刘娥发下的贬谪诏书里夹带刀剑、密令使者不拿出诏书宣读，直接逼令他们自尽。总算两人命大，都识破了这个诡计。

    从矫诏一事可以看出，丁谓以为刘娥不过是个女子，而且已年过半百，自己完全能够把她控制在股掌之中为所欲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甚至不在乎身后名声。然而他低估了对手，刘娥很快就察觉了他的不轨企图，并且决心在他根基未深之前除掉他。当初在后位不稳的情形下刘娥必须培植自己的势力，对丁谓等人的不法举动睁只眼闭只眼。而如今真宗传下遗诏，太后听政已经得到了众臣的认可，丁谓及其党羽雷允恭等人还企图擅权，也就算是自寻死路了。何况丁谓早已声名狼藉，刘娥又怎么会愿意因为他而影响自己的声誉。不久，雷允恭为真宗陵寝监工之时，未经刘娥首肯便擅移地穴，谁料所移的方位是个泉眼，是风水中的“绝地”，刘娥大怒，立即将雷允恭下狱严查。

    王曾得了这个机会，想要连丁谓也一起拨去。于是向刘娥揭发说丁谓对雷允恭有意护庇，是因为这个擅移皇陵的主意出自于丁谓，他想要坏了皇家风水、图谋不轨。“包藏祸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于绝地”。

    刘娥其实很清楚丁谓和雷允恭在此事上并没有如此大过、也很清楚王曾的用心，不过王曾此举正中她的下怀，因此她将计就计，对王曾所言信之不疑。

    丁谓听到这个消息，大惊失色，连忙跑到帘子前面为自己辩白，正在说到指天誓日的时候，内侍却卷起了帘子，问他：“相公在和谁说话呢？太后早就走了。”——这是政治事件而非刑事案件，在这方面，刘娥在事发之前便已做了选择，又怎么会愿意听取什么呈堂证供呢！当年六月，雷允恭被诛，丁谓罢相贬谪。此时，距他企图杀害寇准李迪未遂的时间还不到半年。丁谓被贬出京之后，刘娥采纳了王曾的建议，开始和仁宗赵桢一起听政决事，正式垂帘。

    九月，真宗灵柩入葬永定陵。——在下葬之时，刘娥再一次采纳了王曾、吕夷简的正确主张，将“天书”做为随葬品一起埋入永定陵，总算终结了虚耗大宋国力十余年的“天书奇谈”，还了政治与社会环境一个清静。

    天圣元年开始，皇太后刘娥成了大宋王朝真正的统治者。虽然如此，刘娥也知道，自己出身卑微，大宋王朝又是士大夫为尊的大环境，因此她需要大力抬高母家的地位。刘娥首先一而再地为自己的祖宗追加封赠——加到最后，曾祖父刘维岳成了天平军节度使兼侍中兼中书令兼尚书令，曾祖母宋氏最后封到安国太夫人；祖父刘延庆成了彰化军节度使兼中书令兼许国公，祖母元氏封齐国太夫人；父亲刘通成了开府仪同三司魏王，母亲庞氏封晋国太夫人。饶是如此，她仍然觉得底气不足，早在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时候就曾经想跟右谏议大夫刘综攀亲戚，刘综硬邦邦地回答：“我家没人在宫里。”刘娥只得罢休。如今刘娥当了皇太后，想要为家族攀高的想法又再一次冒了出来。她派人将满朝刘姓官员的家世都逐一调查，最后发现龙图阁直学士刘烨家的族谱不但齐全而且家世显赫，整整十二代祖宗都是出仕为官的。刘娥立即召见刘烨，主动向他套关系，说：“咱们都姓刘，把你的家谱给我看看，说不定我跟你还是亲戚呢！”刘烨是谁呀？他可是“宋朝的士大夫”，清高得很，根本没有和当朝太后拉关系的兴趣，连连摇头，不愿把家谱拿出来。谁知刘娥一心想攀亲，根本不觉得面子上有什么下不来的，一个劲地凑上去问。刘烨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心急之下只得假装突发急病，当场晕倒，这才在手忙脚乱中被抬着逃出了宫，事后坚决要求出京当地方官，刘娥只得由他去，再不提认亲一事。认亲不成，刘娥便专心栽培“哥哥”刘美的子侄亲友。刘美本人早在真宗宗大中祥符五年就已经去世了，真宗对他的死非常伤心，废朝三日，并追赠他为太尉、昭德军节度使，他早死的前妻宋氏为河内郡夫人。刘美的长子刘从德当时年仅14岁，升为供备库副使，次子刘从广才刚出世也封了个内殿崇班。

    真宗去世之后，刘娥待刘美的儿子女婿也如同待自己的亲生孩子，百般照顾。刘美的女婿马季良，原本是个茶商，靠岳父的荫庇在真宗时入仕为官。这倒也罢了，偏偏刘娥敢想敢干，非要让他当史官。这可是个非才子不能入的地方，是一定要经过考试的。刘娥当然知道女婿的才干有几升，马季良才入考场，她就派内侍去赐食。太后有所赐，那是得要立即拜领开吃的，否则大不敬。几位考官没得办法，商量之下只好让马季良去大吃特吃，哥几个自认倒霉，分头帮这位考生答卷子。考官们答出来的卷子，水平哪有不高的道理！于是马季良才名远扬，不但进了史馆，还一直干到了龙图阁直学士。

    刘从德则历任地方官，虽然能力有限，但是刘娥很善于发现他的“闪光点”。比如他在卫州知州任上，有一个叫李熙辅的县吏很会拍他马屁，他便向朝廷推荐其“才”。刘娥立即将这员小吏提拨做了京官，还喜上眉梢地表扬刘从德：“儿能荐士，知所以为政矣。”

    偏偏刘从德福浅，正在前途似锦的时候，却在一次返京的路上病死了，才24岁。刘娥对“侄子”的死悲痛至极，干脆将刘从德生前的姻亲朋友门人以至奴仆数十人都一古脑儿地提拨做了官儿。员外郎戴融曾经是刘从德任卫州知州时的助手，马屁也拍得很叫响，这次就升任三司度支判官。这一出“升官记”引得众人侧目，御史曹修古、杨偕、郭劝偕同推直官段少连一起，纷纷上疏反对。刘娥正是悲伤头上，大怒之下将他们统统贬官。当然，刘娥并不是靠这样的任性来治理国家的，她号令严明，赏罚有度，虽然难免有些儿偏袒家人，但并不纵容他们插手朝政。在大是大非面前，她更尊重士大夫们的意见，王曾、张知白、吕夷简、鲁宗道都得到了她的重用，刘氏姻族也没有做出为害国家的祸事。

    刘娥协助真宗理政多年，对朝臣结党吏治不靖深有感触，她知道自己年长皇帝年少，这样的状况是很容易被有所图谋的大臣钻空子的，于是她用了一个计策。真宗下葬之后，刘娥挑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做出非常恳切的模样对大臣们说道：“如今国事变动，我和皇帝多亏诸公匡助，才能有今日，实在感激。诸位可以将亲眷的姓名都呈报给我，也好一律推恩录用，共沐皇恩。”大臣们听了都高兴不已，将自己能想到的亲戚名字都一个不漏地汇报了上去。衮衮诸公们这可算是睁着眼跳坑——刘太后将这些名字都记录下来，此后凡遇到有推荐官员的时候，她都拿去核对一下，只有榜上无名者才能得到升迁的机会。从而避免了朝臣编织权力网的可能。除了对外理政，刘娥对内也一样将皇宫治理得平平整整。

    邓国大长公主姐妹入宫拜见刘娥，刘娥见她们年老发落，叹道：“姑老矣。”赐给她们贵重的珠玑帕首，以遮挡日益稀疏的头发。消息传出，润王妃李氏也想向刘娥索取一份，刘娥婉转回绝，说：“大长公主她们是太宗皇帝的女儿、先帝真宗的妹妹，照顾她们是应该的，我们这些赵家的媳妇就不用太讲究了。”

    从前赐大臣喝茶，所用的茶具上有龙凤图样，刘娥认为这不是人臣所能用的器具，下令全部更换。她偏袒娘家人是出了名的，但是每逢赏赐食物给刘家人的时候，她也仍然不忘将金银龙凤器皿换成铅器，说：“不能让皇家器物进我家里，他们不能使用。”当初刘娥做皇后时服饰简朴，如今做了太后仍然不改初衷。仁宗完婚之后，身边嫔妃宫娥争妍斗丽，太后宫中的侍女们见皇帝侍女的服饰如此华贵，都觉得自己身为太后宫人，怎么能被皇帝的宫娥给比下去呢？然而无论她们怎么说，刘娥都不为所动，告戒说：“那是皇帝嫔御才能享用的，你们哪有这样的资格。”随着掌权日久，刘娥越来越不愿将权柄交到仁宗手里，然而做为母亲的职责她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仁宗小时候体弱多病，刘娥又忙于理政，便将照顾之责交给杨淑妃代行。赵桢因此称刘娥为“大娘娘”，称杨淑妃为“小娘娘”。

    刘娥对儿子管束严格，杨淑妃则对儿子宠溺备至。赵桢体弱，刘娥不让他吃虾蟹等寒凉之物。可越是不让吃就越是想吃，把赵桢馋得够呛。杨淑妃心疼儿子，常常会背着刘娥给赵桢弄些来解馋。

    刘娥虽然不是赵桢的亲生母亲，但是她心里已经把他看成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她自己生活节俭，却时常将自己的私蓄拿出来，派使者四处施舍、拜佛问道。从前是为真宗祈福，后来则是为赵桢，夫妻母子之情溢于言表。因此，赵桢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身世，他认为刘娥就是自己的母亲。对这一切，赵桢的生母李氏从没有对任何人表示过任何怨言，更不曾提起自己是皇帝生母的事实，始终默默无语。刘娥虽然将赵桢从她怀中抱走，但是与史书上所记载的其它“夺宫人子”的皇后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她对李氏心怀歉疚。

    正因为如此，刘娥不但没有将李氏置诸死地，反而早在真宗年间就派刘美、张怀德在民间为李氏寻访失散多年的亲属。最后找到了李氏的弟弟李用和，征得真宗的同意后封了他一个三班奉职的官儿。难得的是刘娥并不是在真宗那里做表面文章，真宗去世后，她仍然对李用和渐次升迁，对李氏也并未下杀手，而是按照制度将李氏升为九嫔之一“顺容”，迁往真宗永定陵，成为守陵的“先帝诸妃”之一。

    明道元年（1032年）二月，46岁的李氏患了重病，刘娥连忙派太医前去诊治，并晋封她为“宸妃”。然而薄命的李氏却没有活着享受一天宸妃的待遇，就在封妃的当天离开了人世。为了避免众人关注，最初的时候刘娥不愿意为李宸妃举办丧礼，只想以普通宫嫔的身份殓葬了事。然而宰相吕夷简却是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角色，趁着议政的机会，他当着刘娥和赵桢的面询问：“听说不久前有位先帝宫嫔去世了？”刘娥闻听大惊，连忙宣布退朝，将赵桢送进宫之后，她单独召见吕夷简并责问道：“死了一个宫人，与宰相有什么关系？”吕夷简回答道：“我既然身为宰相，自然凡事都应当过问。”刘娥被他顶撞得怒上心头：“宰相是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之情吗？”吕夷简答道：“太后如果不顾念刘家，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如果你还对刘家有一丝香火情谊的话，就应该厚葬那名宫人。”刘娥有所醒悟，也懒得遮掩了：“对李宸妃的丧事，宰相有什么主张？”吕夷简便提出，要以一品的礼仪将李宸妃殡殓，并在皇仪殿治丧。刘娥答应了吕夷简的要求，但是心里终归有些不情愿。承办此事的人便想趁机讨刘娥的欢心，借口说时辰不利丧葬，不能让棺木从宫门通过，只能从宫墙上凿个洞运送。吕夷简听到这个消息后据理力争：“凿墙不合礼制，一定要让棺木从西华门正大光明地送出。”来回说了三次，刘娥仍然心有不甘，不愿答应。吕夷简于是冒火了，也不管对方是不是太后，正言厉色地道：“李宸妃乃是皇帝的生身之母，如今居然丧不成礼，将来一定有人要因此而受罪，到那个时候，可别怪我吕夷简事先没给你们说明白！”

    刘娥虽然有些自私，但还是个明理之人。她没有动怒，并最终接受了吕夷简的劝诫，按一品礼仪安葬了李宸妃，还给李氏穿上了皇后的冠服、在棺中灌满水银养护李氏遗体，李宸妃的父母都得到追封，弟弟李用和也再一次推恩晋升。随着权力越来越大，刘娥也越发恋栈权力，不愿意还政于仁宗，群臣眼看皇帝已经成婚多年，尚且不能独自理政，便纷纷上书，刘娥一律装聋作哑。而一个一个叫林献可的人是其中态度最激烈的，则被她流放。而一些想要通过刘娥捞取好处的马屁精，则抓住刘娥这一心理，鼓动她称帝。刘娥虽然有些动心，但是她并不心狠手辣，不愿为当皇帝而大动干戈，于是她决定试探一下朝臣的看法再做打算。　　于是她向参知政事鲁宗道发问：“武则天这人怎么样？”鲁宗道毫不含糊地回答道：“唐之罪人！”刘娥明白了朝臣的心思，放弃了称帝的念头。但是不死心的大有人在。方仲弓向刘娥上书，请她依武则天立武氏宗庙的例子，也给刘氏建立宗庙；还有个程琳也献上一幅《武后临朝图》。刘娥断然将这些书册当众掷在地上，对众人说：“我绝不会做这样对不起祖宗的事情！”刘娥的表态使群臣如释重负，对赵桢更是一种抚慰，他打心里对母亲感服。此后他恪尽孝道，每逢新年或刘娥生辰，他都要率百官跪拜恭贺，并在天圣七年（1029）九月颁布诏书，将太后生辰“长宁节”的仪礼升级到与皇帝生辰“乾元节”相同的程度。范仲淹表示反对，赵桢压根不听。

    明道二年（1033年）二月，宋王朝要举行祭太庙的大典。刘娥也许是自觉天命已不久，想要在生前穿一次天子衮冕，便提出自己要着衮冕祭祀太庙。主意一出，朝臣哗然。不过最后他们还是拗不过这位老太太，只得将皇帝衮衣上的饰物稍减了几样，呈了上去。二月乙巳这天，皇太后刘娥穿着天子衮衣、头戴仪天冠，在近侍引导下步入太庙行祭典初献之礼。为了将这场典礼搞得功德圆满，亚献者为皇太妃杨氏、终献者为仁宗皇后郭氏。仪式结束后，刘娥在太庙文德殿接受了群臣给自己上的尊号：“应天齐圣显功崇德慈仁保寿皇太后”。一个月后，65岁的刘娥的病情渐趋沉重。为了祈求刘娥病愈，赵桢召回被刘娥贬谪的官员，大赦天下，还四处征召名医，自己更是寸步不离地守在床前。然而回天无力，刘娥仍然在几天后病逝于宝慈殿。刘娥去世的第二天，赵桢在皇仪殿召见宰辅重臣，号啕大哭地向众人询问：“太后临终时几次扯动身上的衣服，似乎有什么话要交待，却已经是口不能言。不知道她究竟有什么心愿未了？”

    参知政事薛奎立即明白了原由，对仁宗说：“太后是不愿穿着天子冠服入葬，不想被先帝看见她这个样子。”仁宗恍然大悟，遂下令给太后换上皇后的服饰，以完她回侍真宗的心愿。正当仁宗为刘娥辞世悲痛欲绝的时候，群臣却纷纷向他进言，说他完全不必如此伤感，刘太后并非他的生母，燕王更说仁宗生母李宸妃是被刘太后毒死的。仁宗闻讯极度震惊，立即派人召来李用和，让他亲自去查看李宸妃的棺木。开棺之后，被水银保护起来的李宸妃遗体面色如生，而且穿戴着皇后的服饰。随葬器物也是一品夫人的档次。李用和性情与他姐姐一样厚道谨慎，何况他也为刘娥让自己姐弟团聚不施辣手而心存感激，因此他如实向仁宗汇报了开棺验看的结果。亲舅舅的一番话打消了仁宗的惊疑，他叹道：“人言岂可尽信。”随后来到刘娥牌位前焚香拜谢、自责轻信谣言为不孝，哭着说：“从此后大娘娘的生平可清白分明了。”或许是为了赔罪，他为刘娥上谥号为“章献明肃”，而生母李宸妃的谥号则仍为两个字：“庄懿”。

    九月，赵桢下诏，刘娥和李宸妃同时迁葬真宗的安息之地永定陵。灵柩起驾这天，赵桢首先为刘娥发引，他不但执孝子礼，还不顾宰相们的劝阻亲自行执绋之礼（牵引棺材的绳索），一直步行送出皇仪殿。随后他才再去往李宸妃下葬的洪福院为生母起灵，伏在棺木上痛哭说：“劬劳之恩，终身何所报乎！”——作为儿子，赵桢等于同时并丧生养二母，确实够惨的。　　此后，在刘娥当权时被贬谪的官员纷纷还朝，他们都向仁宗控诉刘娥的失当举措。赵桢虽然一一予以昭雪抚慰，仍然忍不住说：“我不忍心听人讲母亲的坏话。”时间长了不胜其烦，他干脆下诏要求众人都不得再说刘娥的是非。刘娥死后，刘氏家族受尊崇的程度比刘娥在世时还要加厚。刘美的幼子刘从广17岁便担任滁州防御使，仁宗还为他作主迎娶了荆王赵元俨的郡主为妻，交结士大夫为友。死后追赠昭庆军节度使，谥良惠。刘从德的儿子刘永年智勇过人，应对寻衅的外国使臣态度刚毅，契丹人目之为神，他在英宗年间去世，追赠崇信军节度使，谥庄恪。刘娥曾经留下遗诏，要赵桢尊自己的姐妹、一同承担抚养之职的杨淑妃为皇太后。赵桢遵照刘娥的旨意，封杨氏为“保庆皇太后”，虽然不再让杨氏临朝垂帘，但也克尽了儿子的孝道。杨氏做了三年皇太后之后，以52岁的年龄无疾而终，谥章惠太后。